強制道歉合憲性於我國釋憲實務之發展

壹、緒論

依民法第195條第一項後段（下稱系爭規定）：「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」於民事審判實務上不乏以「判決命登報道歉」作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，惟此是否合憲一直係我國實務、學說所爭執之處。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56號解釋（下稱釋字第656號解釋）認為，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並無侵害不表意自由，是為合憲。惟時隔13年後，大法官作出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（下稱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），推翻上開之見解而認此為違憲，然為何大法官再次作出憲法判決並採與先前不同之結論？係值得探討之處。

貳、 釋字第656號解釋重點整理

（下方標題為筆者所加）

一、強制道歉涉及名譽權之維護及言論自由之限制

依釋字第656號解釋，其認為系爭規定之立意，係為維護被害人名譽，並保障被害人之人格權。又名譽權意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，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。

另依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之言論自由，除保障積極之表意自由外，亦保障消極之不表意自由，系爭規定如包含以判決強制加害人道歉，將涉及本條有關不表意自由之處。再者，國家對不表意自由，雖非不得依法限制之，惟不表意之理由多端，其涉及道德、倫理、正義、良心、信仰等內心之信念與價值，攸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及自主決定權，與個人主體性維護及人格自由完整發展所不可或缺，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，故該限制不應違背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。

二、若民事法院無逾越回復名譽之必要程度，則屬合憲

大法官就上開兩基本權相權衡下，認為名譽權之侵害樣態依個案洵有不同，單純以金錢賠償未必能為有效之回復，因而給予法院自行決定何為「適當之處分」，目的洵屬正當。是以，法院得綜合侵害名譽權之情節、輕重等情況，若於合理之範圍內，得命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澄清事實之聲明、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等手段。惟倘仍無法有效回復被害人之名譽權之時，以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者，未違背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。然而，若法院命強制公開道歉之程度，已涉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，仍係過度侵害人民之不表意自由，而與憲法之意旨有違。

參、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重點整理

（以下標題皆為筆者所加）

一、以判決強制命加害人道歉，侵害人民之言論自由

(一) 系爭規定應採嚴格審查標準

憲法法庭認為，強制道歉之手段係禁止人民沈默並命其強制表態，甚至係命人民表達「否定自我」之言論，對言論自由之干預甚高。判決命強制道歉，法院會限制人民應於何時、何處、何方式為特定之表意內容，此部分亦涉言論自由之管制。

強制道歉係直接干預人民表達特定之立場，此為「高價值言論」之干預，不論國家係侵害法人亦或是自然人，皆有侵害之疑慮。甚至，若於加害人為新聞媒體時，更有可能干預其新聞自由。綜上，系爭規定應受嚴格之審查標準。

(二) 強制道歉之目的非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

道歉之目的，係使加害人出於真意、自願地向被害人表達其愧疚或羞愧，讓被害人之精神上能得以獲得安慰，並感受到尊重，國家亦得鼓勵或勸導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，以回復社會和諧。系爭規定為保護被害人之名譽權，於被害人之名譽權無法依金錢賠償獲得填補時，授予法院命加害人強制道歉之權，以回復之。惟名譽權之侵害，須依個案加以判斷，有時僅係屬私人間之爭議，並不影響第三人亦或是公共利益，故填補或回復被害人名譽之立法目的是否均屬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，尚非無疑。

(三) 強制道歉並非侵害程度最小之手段

依民法第195條第一項前段：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」從條文中得以知悉，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係以金錢賠償為填補損害之主要方式。縱使認為系爭規定之「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」係屬不可或缺之救濟方式，然察其目的，仍係在填補損害，而非進一步懲罰加害人。

是以，「適當處分」之範圍應限縮在不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、損害人性尊嚴、侵犯人民言論自由之意旨。較小之適當處分方式，例如：「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」、「刊載被害人判決勝訴之啟事、或「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等」等，並非得逕採侵害較大之強制道歉。

二、於加害人為自然人時，命其強制道歉侵害其思想自由

所謂思想自由，係保障人民之良心、思考、理念等內在精神活動，是人類文明之根源與言論自由之基礎，亦為憲法所欲保障最基本之人性尊嚴，應受絕對保障，不容國家機關以任何方式予以侵害。

是以，強制道歉係使人民違背真實意願，表達與其內心有違之看法。於加害人為「自然人」時，強制道歉將干預個人良心、理念等內在精神活動及價值決定之思想自由。已將法院所為之法律上判斷，強制轉為加害人對己之道德判斷，從而產生自我否定、甚至自我羞辱之負面效果，致必然損及道歉者之內在思想、良心及人性尊嚴，侵害憲法第22條，保障自然人思想自由之意旨。

惟須注意者為，如加害人為法人時，本判決指出，因法人無從主張思想或良心自由，故強制法人公開道歉尚與思想自由無涉。

肆、學者評析

一、認強制道歉應「違憲」之見解

(一) 許宗力大法官

許宗力大法官認為，系爭規定之「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」係一不確定法律概念，大法官實則即係在對於「名譽權」和「言論自由」此二基本權之衝突，做出適切之利益衡量。然而，以強迫登報道歉作為「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」，並非兼顧雙方之基本權，而係明顯、錯誤之基本權衡量，蓋受害人於贏得侵害名譽訴訟時，通常訴訟判決即已還其公道，已回復其名譽。再者，刊登勝訴判決、刊登澄清事實之聲明等，皆足以回復被害人之名譽權，毋庸採取強制登報公開道歉，此種不僅侵害加害人言論自由甚至侵害良心自由、人格尊嚴之手段[1]。

(二) 陳忠五老師

老師認為，強制道歉除憲法上有過度侵害言論自由等問題外。從民法角度觀之，系爭規定性質是在回復原狀、填補損害，而判決強制道歉依實務之發展，通常有二種目的，即澄清事實以及單純道歉，就澄清事實之部分，確實有使受害人之名譽回復原狀、亦有填補其受損害之損失。然而，單純道歉之部分，其更大的作用應係於精神上的慰撫，與回復原狀、填補損害有別，多數實務多將回復名譽與精神慰撫兩概念混為一談。再者，於澄清事實、不法評價之部分，可以經由刊登判決書重要內容替代且社會公信力亦更高，可知刊登道歉啟事並非回復名譽不可或缺之手段；而在單純道歉之部分，可經由慰撫金之處分方式呈現，以之為替代手段，亦非回復名譽不可或缺之手段。最後，縱使認為刊登道歉啟事係回復被害人名譽所必要之手段，然其仍然係違背加害人之意願，是否為言論自由侵害最小之手段，或有疑問[2]。

二、認強制道歉應「合憲」之見解

(一) 對釋字第656號解釋之評析

1. 陳新民大法官

否定見解以強制登報道歉係在強迫被告為由而認違憲，卻忽略了任何法律效果皆係具有「強制力」，否則將沒有「法律效力」。再者，登報道歉「合乎國民普遍之法感情」，此種法感情亦係民法第1條之法源中「習慣」的來源，依大清民律之草案，即將登報道歉作為立法理由之例示亦已實行數十年之久，依歷史解釋，採肯定見解應無違立法者真意 。最後，判決主文時常有較為艱澀之法律用字，非一般讀者所欲閱讀，反而係道歉啟事似更有達到回復名譽之目的。

陳新民大法官於結論中提出三個對於釋字第656號解釋之遺憾：第一，釋字第656號解釋忽視若原因案件為媒體所生之問題該如何處理？第二，最後手段論過度保障侵權人而忽視被害人。第三，強調法官行使裁量權時，應注意不得有侵犯人性尊嚴的措辭，實已足以防止強制道歉可能產生的弊害，因此，不應再附加「最後手段論」，紊亂民事法院對於侵權案件之運作[4]。

(二) 對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之批評[5]

詹森林、黃瑞明大法官認為，於111憲判字第2號判決距離釋字第656號解釋作出，實僅隔13年，大法官究竟是以何理由做出完全與先前不同之見解？其次，民事「給付判決」之必要之處，即在於禁止私人救濟之法治原則下，由法院認定原告之主張有理由時，以判決命被告為給付，探其本質，此仍係法院強制為給付，被告是否出於真意為給付並非所問，是以究竟被害人是否出於真意而道歉，應非所要關注之處，重點仍應置於被害人是否應之而受到彌補。最後，就思想自由之部分，若僅係強制向他人道歉即係思想自由受侵害，則父母命未成年人道歉，則民法第1084條第二項之教養權，在此部分，是否亦有違憲之可能？

伍、結論

釋字656號解釋與111憲判字第2號判決之結論不同，於學說上亦各有支持者，建議同學如果於民事法的考試中遇到，首先應先提出民法第195條之規範目的、實務上長期以來之以判決命強制道歉之做法，且因是重要的釋字與憲法判決，故一定要將兩者之內容呈現在考卷上，並明確指出這兩者之差異，再輔以學說對之的想法或是援引成為本文見解，即是十分完整之答案。

陸、相關題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