壹、前言

甲有重度酒癮，多次嘗試戒酒仍不見成效，甚至容易在酒癮發作時控制不了自己（但未達限制責任能力之程度）。某日，甲因酒駕撞傷路人，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，並宣告緩刑及三項負擔處分[1]：

1. 每週到指定機構接受戒酒治療。
2. 向被害人交付兩萬元。
3. 立悔過書，並向被害人道歉。

請問：前述處分是否具有正當性？

貳、 問題意識

傳統上，我們之所以可以課予犯罪行為人有期徒刑或罰金等刑罰，是立基於應報、預防等刑罰理論的正當性基礎：透過追究其「過去」行為，依其責任予以非難。但在課予保安處分或附負擔緩刑的情況，則往往是著眼於行為人「未來」的危險性，以企求教化、治療和再社會化等目的，而只能訴諸預防觀點來證立其執行。

但單從預防犯罪的理由，真的能夠正當化這些，違反行為人意願的積極性處遇嗎？其界限又應如何劃定？便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。

參、文章介紹

一、避免再犯的隔離排害？

隨著新刑罰學的興起，當代刑事政策思維逐漸轉向「危險源控管」：課予刑事處遇不再是為了教化，而更在於標示、管理犯罪風險[2]，透過不同處遇措施的分流，降低對社會的潛在風險。但在此種思維下，反而容易證立再犯後的嚴厲排除，彷彿宣告特定人等「沒救」一般加諸重刑，實質上流於單純的隔離排害，而有違反刑罰理論的疑慮[3]。

由此，內容多元且目的多端的積極性刑事處遇，似乎仍需訴諸危險防免以外的觀點，作為其正當性基礎。

二、減輕監禁的副作用？

若從社會國原則出發，或許可以認為，受刑人即便身處拘禁關係中，仍是受法律保障的權利主體。而國家為了減輕其所承擔，自由刑所衍生之副作用（e.g.剝奪維繫家庭、職業等的機會與能力），以支援其未來的社會復歸，便應透過福利性、援助性措施來彌補其「社會化缺損」。

但這樣「有利更生」的觀點，似乎仍僅能明確化國家的更生協力義務（a.k.a.國家必須給），而沒辦法進一步地，正當化受刑人的忍受義務（a.k.a.受刑人必須收）。

三、社會共同體的協力義務？

而若從社會連帶義務的視角切入，或許可以認為，每個個體作為社會共同體的一員，彼此有著緊密的相互依賴關係，而必須共同承擔維繫共同體秩序的義務。因此，當行為人透過犯罪行為破壞共同體秩序時，便有義務接受國家提供的「修復」手段，以回應共同體對其復歸的期待。

不過，此種集體秩序的維繫思維，似乎至多也僅能要求外在行為的有限協力，而不能進一步推導出，行為人具有內在的「悔過／遷善義務」，否則將淪為以法律強制特定道德觀的踐行，反而過度侵犯個人主體性。

四、「為你好」的法律家長主義？

又若從軟性家長主義[4]的觀點，在行為人的自我傷害行為實質上欠缺自願性時，國家或許即有介入「保護」其利益之正當性。例如在少年案件中，基於健全其成長的目的，可以在特定條件下，違反其意願進行輔導、教育等處遇；又或者針對精神障礙、藥／酒成癮者設計之治療型司法，即係在既有司法場域中建構提升行為人個人福祉的治療目標，以避免單純重刑帶來的惡性循環（關了又犯，犯了又關）。

但此種「為你好」的思維，實質上已預設國家在判斷個人「最佳利益」上具有某種優越性，以至於可以認定特定條件下的行為人屬於「非自願」，而有流於「以治療之名」擴張控制網、侵害自主的疑慮。

肆、筆者評析

筆者認為，從前述討論中，似乎難以找到一個，為「違背意願之積極性刑事處遇」背書的正當化基礎，正是因為朝向未來來看，行為人什麼都還沒做。因此，不像非難過去行為的刑罰一般，可以訴諸責任原則和比例原則來課予其忍受義務。而在這種情況下，任何朝向未來的強制改善要求，都會流於內在惡性的擬制（e.g.我認為你會再犯，所以你要來被矯正），進而，不是淪為「丟垃圾似的」隔離排害；就是流於忽視個人自主性的「為你好」。

由此，積極性刑事處遇的正當性，或許終究必須高度仰賴行為人的「意願」：透過揚棄國家單向課予「改善義務」的強制性視角，轉向國家與行為人合作促成「改善權利」的「責務」（accountability）觀點，以同意為基礎，讓國家的支援措施輔助行為人自我決定的開展與實現。

此種思維並非放任行為人再犯—畢竟若其真的再犯，仍會直接受到刑罰的處置—而係正視個體主體性與向未來評價的侷限，收斂控管一切的處罰慾望，因為唯有先認清刑罰的極限，清楚劃定其應且能負責的任務範疇，才能更好地意識到其他社會政策的重要性。

伍、本題討論

回到前述例題，甲所受到的緩刑附負擔處分分別是：「戒癮治療」、「交付兩萬元」和「悔過書+道歉」，在其正當性思考上，可以依序討論以下面向：

一、和預防的關聯？

既然此種附負擔處分並非刑罰，便不能透過責任原則證立，而初步應轉向朝向未來的預防觀點。此時，似乎僅有第一項的「戒癮治療」和未來危險的預防較有關連，具體而論，由於此處僅涉及外在行為的配合，較不直接影響內在的道德改造；且從題意可知，甲早有戒酒意願但苦於能力或資源不足，因此，或可參酌前述的社會連帶義務和軟性家長主義觀點，明確化其遵守義務的課予。

不過必須留意，因此種負擔處分掛勾於緩刑的執行，仍有以撤銷緩刑作為「強制力後盾」的「間接強制」疑慮。

二、內在改善義務？

其次，第三種處分則涉及，要求行為人表達「認錯、悔過」的改善心態，由於直接干預行為人的內在意志，從前述討論及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，否定民事責任上強制道歉的正當性可知，此種負擔處分已嚴重侵犯行為人主體性，欠缺正當性。

三、行為人的自主責務？

最後，第二種處分既然不是刑罰也與預防觀點關聯較低，似乎難以適用前述正當化基礎；但也並非直接侵害行為人主體性之執行，而仍可能透過探求行為人責務的觀點，依行為人意願，藉由國家資源的協力，促成被害關係修復上的實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