壹、引言

追訴權時效制度，表面上是刑事訴訟法教科書裡再普通不過的一章：時效完成、追訴權消滅、應為不起訴處分或免訴判決。但當這套「客觀、明確」的計算基準，遇上兒少性犯罪被害人「延遲揭露」的結構性現象時，時效制度是否仍能維持其正當性？115年憲判字第6號判決（下稱本判決）是憲法法庭首次就此議題正面回應。

貳、原因案件事實與聲請意旨

聲請人甲等多人主張，其於未滿18歲之兒童、少年時期，遭家人、親友、職場主管或師長違反其意願性交、猥褻，或利用權勢性交、乘機猥褻，或經其同意拍攝性影像。因行為人均涉犯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刑法第80條所定追訴權時效已完成之罪名，各地方法院均以時效完成為由，駁回交付審判或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。聲請人等遂就該條規定本身及各該確定終局裁定、判決，一併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。

聲請意旨可歸納為三個層次：

1. 平等原則層次：舊法僅以法定刑輕重決定時效長短，未考量兒少被害人之特殊性，將其與一般被害人等同視之，構成系統性不利差別待遇。
2. 訴訟權層次：時效完成實質剝奪被害人尋求司法救濟之核心，牴觸憲法第16條。
3. 具體救濟層次：主張應設「特別追訴窗口期」，或明定時效自被害人成年後起算。

法務部則採取典型的立法形成自由抗辯：時效期間長短屬立法裁量，我國時效期間相對德、日已屬從優，且既有配套措施已足以保障未成年被害人，難謂違反平等原則。

參、受理與不受理部分：程序意見的篩選邏輯

本判決在受理要件審查上，有三點值得考生留意的操作：

一、確定終局裁判之範圍

僅受理各聲請人「實際據以聲請、且經確定終局裁定適用」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款及第2項規定；未經適用之其他款項及修正後條文，均不受理（理由段19、20）。大法官特別強調，聲請客體必須是確定終局裁判『所適用』的規範，而非聲請人主觀認為相關的規範。

二、6個月不變期間之嚴格計算

聲請人甲就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的追加聲請，因逾憲訴法第59條第2項所定6個月不變期間而不受理；聲請人乙就刑法第236條的追加聲請亦同（理由段22、25）。這提醒考生：憲法審查聲請的追加變更審查標的，仍須受原確定終局裁判送達日起算的不變期間拘束，不因訴訟進行中提出而當然合法。

三、「徒憑主觀見解」的實質理由審查

部分聲請人就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前段的違憲主張，被認定「核係徒憑個人主觀之見解，指摘該規定立法政策不當，尚難謂已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」（理由段24）。這是憲訴法第32條第1項「顯無理由」不受理裁定的操作範例，凸顯聲請書仍須提出具體、客觀的違憲論證，而非單純的政策批評。

肆、主文一：比例原則審查的三段論證

本判決對系爭規定的違憲審查，採取教科書式的比例原則三階段操作，是本案最具考點價值的部分。

一、本件所涉基本權與審查基準

法院首先確立：憲法第16條訴訟權包括人民尋求刑事司法救濟、請求國家偵查追訴審判之權利（釋字第507號），且此權利之限制須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。同時，追訴權時效制度雖係限制國家刑罰權行使期間，但「實質上，對犯罪被害人……之訴訟權，亦造成限制」（理由段35）。大法官明白表示，追訴權時效不只是限制被告的刑罰權，同時也是限制被害人的訴訟權，雙重基本權主體的構造，是後續比例原則操作與蔡彩貞意見書分歧的根源。

二、目的正當性

系爭規定作為時效制度一環，目的在促進刑事司法有效運作、維護法安定性、調和追訴權與刑罰需要性，目的正當（理由段43）。

三、手段適合性與必要性：「延遲揭露」作為關鍵論證

這是本判決論理的核心。法院詳細鋪陳兒少性犯罪被害人「延遲揭露」的結構性成因（理由段40）：

．身心發展未臻成熟，性意識薄弱，未能及時辨識受侵害；

．現實資源（人際關係、判斷能力）不足；

．依附結構中權威關係成員的攔阻、壓制（息事寧人、家醜不可外揚心態）。

法院將此定性為「結構性、常態性而非僅例外之現象」，並指出系爭規定「依犯罪成立之日或行為終了之日」起算時效，未考量此一現象，導致被害兒少「於年少懵懂之際遇害……追訴權時效期間在此之前業隨時間經過逐漸遞減」（理由段41）。

法院同時肯認：客觀明確的起算基準本身「為追訴權時效制度運作上所不可或缺」，手段本身有助於目的達成；但存在其他侵害較小之替代手段（例如以成年或滿一定年齡為起算點、時效於成年後延長、或滿一定年齡前不計入時效），系爭規定「全然未考量」此等替代設計，故不符必要性（理由段44）。

四、狹義比例性

系爭規定對被害兒少「請求國家給予刑事司法救濟之權利形成過度限制」，且未將憲法第156條國家對兒少之特別保護義務納入衡量，故牴觸比例原則，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違（理由段42、44）。

考點提示：本判決的比例原則操作，最大特色在於把「憲法第156條特別保護義務」作為加重審查密度的因素，嵌入必要性與狹義比例性判斷中，而非單獨作為另一個違憲事由。

伍、主文二：廢棄發回與附帶諭知

真正引發激辯的，是理由段46與段50、51處理「時效已完成」案件的附帶諭知：

一、原則

對本判決公告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、但依系爭規定計算追訴權時效已屆滿之案件（本案原因案件除外），仍應依系爭規定計算時效，即維持時效完成、不予追訴（理由段46）。理由是：時效完成使行為人取得不受追訴之法律地位，若因法規範嗣後違憲而動搖，將構成「事後惡化行為人之法律地位」的真正溯及既往。

二、例外

本案原因案件經發回之各法院，於審理發回後原因案件時，應「除去違憲狀態」，並援引115年7月22日新增刑法第80條第3項之計算方式，於被害人滿20歲前不計入時效期間，換言之，等於使原因案件被告已消滅之追訴權「復活」（理由段50、51）。

這個「原因案件例外」的設計，等於是用貫徹聲請人有效權利救濟的制度目的，換取對原因案件被告不利益的溯及適用，而多數意見自陳這是「兩相比較權衡」後的結果（理由段50）。這個「原則—例外」的落差，正是接下來要深入拆解的爭議核心：呂太郎大法官與蔡彩貞大法官分別從不同角度，對此提出了明確保留。

陸、協同意見書的交鋒：
真正溯及既往 vs. 訴訟制度的憲法界限

一、呂太郎大法官（陳忠五大法官加入「貳」部分）

呂大法官的意見書分成兩個獨立戰場：

(一)「壹」部分：

處理被害人得否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前提問題。呂大法官從訴訟權的本質出發，指出被害人原則上並無「請求法院為特定裁判」之憲法權利，法院駁回交付審判或准許提起自訴的裁定，被害人原則上不得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（否則將牴觸雙重危險禁止、一事不再理原則）。但呂大法官仍然肯認本案結論，關鍵在於：被害人「申告犯罪、請求追訴」本身即為訴訟權保障範圍之一環，若時效規定「事實上已幾近阻礙犯罪之追訴」，仍可能違反憲法第16條，故本案受理有其憲法依據。這是一個補充多數意見論證縫隙的意見，而非反對意見。

(二)「貳」部分（陳忠五大法官加入）：

則是明確反對多數意見理由段46的操作。呂大法官指出：憲訴法第53條第1項規定，凡本判決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的案件，法院均不得再適用經宣告違憲的系爭規定，此為憲訴法「全面拘束力」之當然要求，亦即，法規範一旦被宣告違憲失效，效果不是只針對聲請釋憲的原因案件，而是對所有還在審理中的類似案件都有效。多數意見卻自己創造了憲訴法第53條沒有明文的例外：本案原因案件（有去釋憲的11位聲請人、13件案子）發回後改用新算法，追訴權復活；其他還在偵查、審理中、但沒有去釋憲的類似案件，卻仍要依舊法計算，維持時效完成的結果。呂大法官批評，這一方面高舉兒少被害人訴訟權保障的大旗，一方面卻限制自己違憲宣告的效力範圍，讓「本庭發回」與「自始繫屬」的案件，因偶然的程序路徑不同而異其時效計算結果，形成「選擇性正義」，同樣受害、同樣時效已完成的被害人，只因有沒有剛好搭上這班釋憲列車，就得到截然不同的實體結果，呂大法官直言「難以贊同」。

呂大法官認為既然系爭規定已違憲失效，所有尚未終結案件的法院都不應再依舊法計算時效，換言之，不只是本案原因案件的11位聲請人，其他還在偵審中、但未曾聲請釋憲的被害人，同樣應該擺脫舊法時效的限制。

二、蔡彩貞大法官（本判決主筆）

值得注意的是：蔡彩貞大法官正是本判決的主筆大法官，卻在主文二的附帶諭知部分提出協同意見表達保留，這在憲法法庭實務上相當罕見，顯示這是多數意見內部妥協後的產物。

蔡大法官的論證框架分為四層：

(一) 時效完成的憲法地位

時效完成使行為人取得「不受追訴」之法律地位，其重要性與處罰犯罪之刑罰規範相當，屬法治國原則下法安定性與信賴保護原則保障之範圍。延長時效若溯及適用於已完成時效之犯罪，「無異於回溯創設其可罰性」，屬真正溯及既往，為法治國原則所禁止。

(二) 立法慣例佐證

我國歷次修正追訴權時效（94年、108年、115年7月）均嚴守「時效已完成者，排除新法適用」的紅線，僅對「時效已進行而未完成者」適用最有利行為人原則或從新原則。附帶諭知的做法，等於打破我國立法者一貫恪守的憲法界限。

(三) 比較法佐證

1. 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2022年諮詢意見（Advisory opinion concerning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and torture）：時效一旦屆滿，依歐洲人權公約第7條罪刑法定原則，禁止恢復起訴。

2.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Stogner v. California, 539 U.S. 607 (2003)：加州立法使已完成時效復活並據以追訴兒少性侵行為人，違反聯邦憲法禁止溯及既往之刑事立法（Ex Post Facto Clause）；即便被害人利益重大，仍不能逾越溯及既往之憲法界限。

(四) 附帶諭知手段與目的失衡

蔡大法官指出，國家對兒少之保護義務立基於「不足禁止原則」，僅要求最低限度之有效保護，被害人之精神慰撫可經由刑事追訴達成，但現實補償仍應仰賴民事賠償等配套（並提及立法院已附帶決議責成法務部研議民事求償、被害人補償金、國家賠償等配套修法）。因此，使已消滅之追訴權復活，並非達成被害人有效救濟的必要手段，其正當化門檻參照釋字第775號解釋（累犯更定其刑尚且因牴觸一事不再理而違憲），舉輕以明重，附帶諭知的正當性門檻應更高，「豈為泛言公共利益所能充足」。

兩份意見書的共同點在於：都認為多數意見在「保護被害人」與「維護法安定性、一事不再理」之間，選擇了一種不徹底、不一致的折衷方案，而呂太郎大法官從「憲訴法第53條的全面拘束力」切入，批評的是體系一致性問題；蔡彩貞大法官則從「真正溯及既往之憲法界限」切入，批評的是手段正當性問題。兩者互為表裡，共同指向本判決主文二的結構性矛盾。